黄绿釉三彩六角枕标本（F4①︰118），残存一半。红褐胎，质粗酥，枕墙周身模印锦花纹，六角有凸棱加固边线。残长17.9 厘米、宽 12.9 厘米、前高 7.5 厘米、后高 8.8 厘米（图一）。

图一

白地珍珠底折枝花叶纹枕标本（F4 ②︰118），近圆形，黄白胎，细腻坚致。白化妆土及釉盖至底，有细开片。枕面上方勾划半月形双线边框，框内划折枝花叶，地戳珠圈，框下边线呈月牙形开光留白，珠圈较浅显，内无填嵌，露胎色。枕面长 23.6 厘米、枕底长 19.2 厘米、前高 8.5 厘米、后高 8.5厘米（图二）。

图二

白地填黑缠枝牡丹纹枕标本（F4 ②︰158），可复原。褐胎，质粗而坚。白色泛黄，生烧，枕底有流淌的化妆土。枕面随八角双阴勾竹节状边框，下边线呈半月形，框内以剔地留花手法展示折枝牡丹，地填黑彩，整个画面黑白相映，形象逼真。枕长 55 厘米、宽 22.8—23.8 厘米、前高 9.8 厘米、后高 12 厘米 [2]（图三）

图三

1. 1965 年 6 月，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配合国营平阳机械厂的基本建设，在距原侯马镇西北约 1.5 公里的牛村古城南发掘了一座古代砖室墓，编号 65H4M102。出土瓷枕1 件，已残破，平面略呈扇形，面饰童子戏莲图（图四）。

图四

2. 1978 年秋、1979 年冬，山西省稷山县马村、化峪镇及县苗圃三地发现多处墓葬，编号从 M1 至 M9。其中马村M6 出土白釉刻花瓷枕一件。近似圆形，直径 24.6 厘米、前高 8.6 厘米、后高 10.4 厘米，面刻牡丹花（图五）。

马村 M7 的北壁嵌着一块砖刻小碑，宽 45 厘米、高 35 厘米。铭曰“段楫预修墓记”。尾部有“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大定二十一年（1181）四月□日」段楫字济之”纪年信息 [5]。

图五

3. 1986 年 3 月 11 日，韩城市东北郊安居寨村民赵宏章在整修新房地基时发现僧人群葬墓。墓内有瓷枕一件，出土时位于墓室内东北角，呈扁圆形，长 25.5 厘米、宽 24.3 厘米、最高处 11.5 厘米、中间低处高 9 厘米。枕中空，侧面上部有一小孔。枕面呈乳白色，稍泛黄色。枕面刻饰折枝花，周围用珍珠纹衬地。枕底无釉，墨书“大定十六年（1176）七月十一日仁记”[6]（图六）。

图六

4.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白地珍珠底划刻缠枝牡丹纹腰圆枕，近圆形，两侧微高，中间低。胎灰黄，坚致。白化妆土及釉面覆盖至底，有细开片。底部露胎，可见化妆土刷涂痕迹。枕面上部勾划半月形双线边框，框内划折枝花叶，地戳珠圈，珠圈较浅显，内无填嵌，露胎色。框下边线呈月牙形开光留白，应该是为便于头部枕垫舒适而刻意处理。长31.8 厘米、宽 29.8 厘米、高 13.5 厘米。底部墨书三行：“正隆庚辰（1160）七月廿日寄」枕两箇王小七将来」药皇（花押）”[7]（图七）。

图七

5. 深圳望野博物馆藏白地填黑牡丹纹八角枕，八方形，胎色褐黄，粗砂如缸胎。枕面出沿。枕身斜面向下内收，侧面中央有一气孔，面及周围遍施白色化妆土，罩透明釉，底部露胎有不匀的白色化妆土残留，局部有垂釉痕迹。长 49厘米、宽 22 厘米、高 13 厘米。枕底部露胎处有竖写墨书痕迹两行，字迹模糊，可辨认起首两字为“贞祐”。“贞祐”是金宣宗的第一个年号，使用时间为五年，即 1213—1217年 [8]（图八）。

图八

6.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黄绿釉印花长方形荷花枕，由戴维·伯格（David Berg）捐赠。红褐胎，较细密，枕墙四面周身模印锦花纹，遍施绿釉，边角有凸棱。枕面四边勾框，枕面开光，中心部位勾剔莲叶荷花，整体施白化妆土，勾剔花卉纹饰露胎后施绿、褐黄釉，各色阶和化妆土、胎地的反衬，成不同色泽变化。尤其特别之处是中心花饰用薄透明釉遮盖白化妆土，留地成绿边白心的白荷效果，极为雅致秀丽。长 28.3 厘米、宽 14 厘米、高 10 厘米。底部墨书铭文三排，前后两排文字较模糊，仅个别字可释读，中间一排清晰，为“庚戌明昌元年（1190）十二月”[9]（图九）。

图九

前列六件是目前比较明确的有纪年标记或者可以基本相对确定纪年的河津窑器物。就此信息做如下考察：

1. 固 镇 窑 址 四 号 作 坊 出 土 黄 绿 釉 三 彩 六 角 枕 标 本（F4 ①︰118），同侯马 65H4M102 董氏家族墓区域出土的黄绿釉童子戏莲纹椭圆形枕、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黄绿釉印花长方形荷花枕，工艺、胎色、模印边花完全一致，可判定其属同类制品，为河津窑特色。同时，董氏家族墓地65H4M102 周近纪年排序墓有“明昌七年（1196）”信息，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黄绿釉印花长方形荷花枕“明昌元年（1190）”，有理由推判，这类红黏土胎模印花黄绿釉三彩枕为金代明昌时期河津窑的潮流作品。

2. 固镇窑址四号作坊出土白地珍珠底折枝花叶纹枕标本（F4 ②︰118），同稷山县马村 M6 出土白釉刻花瓷枕、韩城市东北郊安居寨僧人群葬墓出土白地珍珠底花卉圆枕、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白地珍珠底划刻缠枝牡丹纹腰圆枕，工艺、胎釉、纹饰风格完全一致，可判定属同类河津窑制品，有很强的地域风格。稷山县马村 M6 临近的 M7 有“大定二十一年（1181）四月”纪年。联系韩城市东北郊安居寨僧人群葬墓出土白地珍珠底花卉圆枕“大定十六年（1176）七月十一日仁记”墨书，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白地珍珠底划刻缠枝牡丹纹腰圆枕“正隆庚辰（1160）七月廿日”墨书，可判定，这类珍珠底圆形枕，应为金海陵王至金世宗时期流行制品，且主要流行在大定年间。

尤其是高水平书法枕（图一〇、图一一）的大量出现，不能排除金世宗、章宗这些痴迷书法，且本身就具备非凡书写造诣的皇帝的示范作用 [10]。

图一〇

图一一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河津窑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 页。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津市文物局：《山西河津市固镇瓷窑址金代四号作坊发掘简报》，《考古》2019 年第 3 期。注：图片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贾尧先生提供，谨致感谢。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 65H4M102 金墓》，《文物季刊》1997 年第 4 期。注：原简报标注为“白瓷枕”，有误。

[4]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 年第 6 期。注：董玘坚、董明兄弟墓在侯马镇西三里许。泰和八年（1208）购得墓地，大安二年（1210）十一月初一安葬。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1 期。

[6]  任喜来、呼林贵：《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文博》1988 年第 1 期。

[7]  静嘉堂：《静嘉堂宋元图鉴》，2002 年，东京，第 70 页，图 61。注：枕底墨书图像，承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主任学艺员长谷川祥子女士特别提供，谨此致谢。

[8]  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 2 编）》，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76 页，图 29。

[9]  注：相关图像及信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资料数据库，谨此致谢。

[10]  参阅王登科：《金代书法及其文化征候》，《社会科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