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两”为最早的圆形方孔钱，[1] 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圜钱演变而来。秦并天下后更以其为定式而推颁四域。除新莽币制部分复古外，圆形方孔钱纵贯秦统一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至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国通宝”止，圆形方孔钱在中国历两千余年。由于发行时间和铸行量均远大于其他形制种类的钱币，所以圆形方孔钱和中国古钱币这两个概念近为等同。

 

西晋鲁褒《钱神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此后世人皆谓钱为“孔方兄”。

圆形方孔钱在古代亚洲大陆更为中国周近四邻所通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所铸之圆形方孔钱，多为世人所熟知；然中土之西出现的圆形方孔钱以前关注相对不多，近些年越来越受瞩目。

 

在古代中亚内陆地区的龟兹、粟特、突骑施、回鹘等区域都有圆形方孔钱的铸造流通。中亚所出的圆形方孔钱主要受两种中土货币的影响，即汉武帝公元前 118 年开铸的“五铢”和唐高祖于 621 年开铸的“开元通宝”。但今天可以确认的“龟兹五铢”和中亚区域出现的各类文字面文的圆形方孔钱的时间多在 3—8 世纪。

 

苏联古钱学家H.斯米尔诺娃[2]的《粟特钱币目录》，系统梳理了中亚撒马尔罕、片治肯特地区早年出土发现的粟特文字钱币。后随粟特文字钱币的发现和研究深入，[3] 学界有了更多新的视角。这些研究集中在 7—8 世纪河中地区及周近的粟特诸国在“开元通宝”基础上的改铸。而粟特人在本民族内部仍然延续着索格狄亚那本土的货币传统，主要使用斯塔特（Stater）银币和波斯萨珊银币。[4]

 

 

粟特范围地区早前没有独立的货币系统。其最初接受的货币系统是波斯硬质戳打银币，萨珊时代更广泛流行。待唐帝国管控西域设立各羁縻都督府和都护府后，中土的主体流行货币“开元通宝”制式的圆形方孔样粟特钱币在此范围流行。而随着汉以来中土和西域的交流，特别是北朝时代粟特商旅以营商身份进入中土后在敦煌、灵州、长安、平城、洛阳、邺城等地定居繁衍，且不少人进入军事单位和系统，粟特人对中土之熟悉日深。唐及之前，粟特商旅在携带来波斯萨珊银币、金币及其他贵金属西国钱币的同时，应该也已经比较熟悉中土的圆形方孔铜钱了。

 

这类圆形方孔铜钱同样有被携带回粟特地区的可能。

 

 

1995 年，笔者在豫北安阳地区的古旧市场获得一枚铜币。面文篆书“永安五铢”，径 23 毫米，穿径 8 毫米，厚 3 毫米，重 12.11 克；在“五”字外侧有铸态漏铜缺失，“铢”字偏旁“金”上三角处有孔（图 1）。

图 1 永安五铢面

最奇特是此铜币文字面方孔，另一侧则是起凸浮雕面向左的人头像；人像高鼻、深目，无髯，头顶有如折沿帽样头饰；头顶对应“铢”字位置上穿孔，通透（图 2）。

图 2 永安五铢背异像

 

比较存世豫北周近常见的“永安五铢”行用币的状态，联系这枚特别钱币的自然磨损、钱文、铸工、锈蚀，可确认为真品。但因此型面“永安五铢”，背人物头像铸币前所未见，故有必要做深度研判。

 

一. 永安五铢

永安五铢，为年号钱，钱文直读。“永”字下接郭，“安”字上界边借钱郭线，独具匠趣。《魏书 · 食货志》载：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其中“永安二年（529）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 , 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迁邺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5]

故可知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和十二年（546）两次铸五铢钱。“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 553 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6]

 

因官铸、州铸、民铸、私铸广泛，加之流通使用时间又长，尺寸、重量变化极大，故“永安五铢”无疑是整个北朝时代最复杂的货币。其断代及绝对铸造地判定都有相当难度。杜维善在《五铢图考》[7] 和《永安五铢断代纠谬》[8]，喻战勇在《“永安五铢”的版式及分类研究》[9] 中对“永安五铢”的分型、分类、编年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梳理。

 

科学的考古发掘对“永安五铢”的时代有很重要的排序价值，现将历年部分考古发掘信息胪列如下。

 

（1）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 1 月，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胡家沟仓张砖厂内，发现西魏侯义墓，虽早年被盜，仍存大量遗物。墓中棺内南端出土铜钱 40 枚。39 枚“五铢”，直径 25 毫米、外郭宽 3 毫米、厚 1.5 毫米；1 枚“永安五铢”（图 3），直径 25 毫米、外郭宽 2.5 毫米、厚2 毫米。墓志记墓主姓侯名义，字僧伽，卒年 15岁，葬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字画细而清晰。“五”字中间两笔较直，“朱”字上下两笔方折，穿右侧有一竖边，外郭较宽，不同于西晋和南朝的“五铢”钱，有可能即是《北史》卷 5 中记载的大统六年（540）“二月，铸五铢”所铸之钱。[10]

图 3 咸阳西魏侯义墓出土钱币

（2）1985 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对洛阳建春门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现铜钱六枚，计五铢钱二枚，剪轮五铢一枚，永安五铢一枚（图 4），另两枚钱文锈蚀不清。永安五铢，钱文篆体，制作精致，直径 2.4厘米。[11]

图 4 洛阳建春门遗址出土永安五铢

 

（3）1986 年 4 月，山东省济南市南郊距老城区约 4 公里处八里洼开发区基建施工暴露古墓，陪葬品散乱，后收回清理。其中出土铜钱 15 枚，为永安五铢（图 5），直径 2.3 厘米。[12]

图 5 济南东八里洼墓葬出土永安五铢

（4）1989 年冬，在洛阳孟津县北陈村东南1.5 公里的邙山岭头发现一座北魏墓。墓室内屡遭盗劫，散见棺钉和人骨，清理出随葬器物 36件。其中铜钱 4 枚，圆形方孔，直径 2.3 厘米，上书篆体“永安五铢”（图 6）。墓志记录死者名王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卒于普泰二年（532）二月二十六日，太昌元年（532）十一月二十五日葬。[13]

图 6 洛阳孟津北陈村王温墓出土永安五铢

（5）1998 年春，长葛市后河镇某村砖场取土时，在距地表 4 米多处发现一罐古钱。经调查，重约 20 千克。出土时，陶罐已破碎，无其他伴随物出土。出土后，民工争而取之，几经辗转得到其中一部分。

图 7 长葛出土永安五铢

经过整理，全部为永安五铢（图 7），其中大部分为光背钱，余者有背四出纹 16 枚，背穿上“土”字钱 1 枚。经实测，此批永安五铢钱径在 23.9—25.9 毫米，厚度在 1.4—2.0 毫米。任意取百枚称重，重 352 克。拣选后最轻者 2.9 克，最重者 4.9 克。光背者在形制方面，周郭有宽缘、窄缘之分，郭缘宽在 2.0—3.0 毫米。穿径有广、狭之别，穿径在 7.5—8.6 毫米。个别钱背四决，但决纹不甚突出。[14] 长葛这批窖藏钱币没有其他纪年信息材料伴出供参考。

 

（6）2007 年 6 月，河南安阳县发现东魏赵明度墓，未被盗扰。出土“永安五铢”2 枚，直径 23 毫米（图 8）；“常平五铢”1 枚，直径 24 毫米。内存墓志记载墓主赵明度，天平三年（536）卒，天平四年（537）葬。[15] 墓内有一男一女两副骸骨残留，可确认为赵明度夫妻合葬。

图 8 东魏（北齐）赵明度墓出土永安五铢

而就文献记载“（天保）四年（553）春正月……己丑，改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16] 另见“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17] 故可推判，赵明度墓内出土的“常平五铢”，为天保四年（553）之后，赵氏夫人合葬时带入。同时此墓所出土的“永安五铢”不能排除是“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的东魏末至北齐初年所铸之品。

 

（7）2008 年 5 月 ,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附近发现北朝时期墓葬。该墓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是徐州地区南北朝至唐初流行的墓葬形制。未发现明显的盗扰痕迹，M1 出土铜钱约 12 枚，其中“永安五铢”（图 9）9 枚，直径 2.2 厘米。据随葬品特征以及出土铜钱判断 , 墓葬年代应为北魏末期至东魏初期。[18]

图 9 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出土永安五铢

“永安五铢”钱铸造因各方参与，故滥铸多，大小轻重不一，且严重贬值。一般正行用钱，直径为 22—25 毫米，穿径 7—9 毫米，重量 2.5—4克。直径小于 22 毫米、重量低于 2.5 克者，基本可确认为减重和私铸。

 

前揭，洛阳孟津县北陈村王温墓，北魏太昌元年（532）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咸阳侯义墓，西魏大统十年（544）五月二十六日之后葬。[19] 安阳县赵明度墓，东魏天平四年（537）十月十五日葬；但因有“常平五铢”同出，恐为后合葬又开启的旧墓，时代要晚到北齐天保四年（553）之后；此墓“永安五铢”应属北齐初年铸品。

 

这三组有绝对纪年信息参考的“永安五铢”的发现，对此型钱币时代及币型风格给出了清晰的脉络（图 10）。细致观察，王温墓及侯义墓所出明显为同一版别。而赵明度墓所出，从墓志时间论，卡在王墓、侯墓之间，但钱文、字形、边郭明显不同两者，可确认并非同一版别。倒是望野存背异像“永安五铢”的钱文、字形、边郭和赵明度墓相同。因望野存币也采集自安阳周近，有理由判定这两枚钱币的时代、产地、版别相同，属北齐铸币的可能性较大。

图 10 永安五铢出土品钱形比较图

 

二. 背异像

在货币上使用神、王头像从地中海周边始，进而影响到更广泛的地区。但中国古代货币系统一直没有这种状况，人物头像出现在中国铸币上要迟到晚清。这枚“永安五铢”圆形方孔钱背后出现头像纹样，可确认并非中土习惯，这现象在此前和之后都未有见，非常特异。“永安五铢”始铸于永安二年（529）秋，天保四年（553）正月之后不再正式铸造。其主体行用期为 6 世纪中叶之前的北朝时代；北魏、西魏、东魏及北齐初年，都有铸造，且私铸规模惊人。

 

汉末魏晋及北朝时期，王朝更迭，宇内动荡，匈奴、鲜卑、羯、氐、羌政权分立，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华夏。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习俗、不同审美，混杂而聚，各类文化元素汇集融合。

 

西域陆端、北途草原，各色人等进入中原腹地，其间的中亚地区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中转通道和必经节点。地中海及更远的欧陆物产、信息也由此辗转。中亚内陆的粟特河中区域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间的粟特人也成为整个商途中最活跃的一群人。

 

敦煌、酒泉、姑臧、原州、长安、洛阳、平城、邺城等地成为如珠链一般连线的异客族群聚集点。中土的丝绸、器具等制品西去之时，西域物产香珍也随之东来，其中就应有异族外域之贵金属货币。汉时世人已明确知晓西域诸国钱币的材质和纹样：“（罽宾）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乌弋……钱货……与罽宾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安息）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20] 

 

这些带有人面头像的金银钱币，丝路商贸节点城池和中土帝都大邑，对其应都不陌生。西域金银钱，北朝晚期在河西诸郡更可直接用于交易。“后（北）周之初，尚用魏钱。……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21] 

 

晋末胡族争强，北魏、北齐鲜卑王朝，平城、洛阳、邺城、长安，异族帝王、高官悍将、宫阙甲第，同城而处，此内胡人自不在少数。故其间带入之西域奇珍异宝、金银钱币亦必有一定数量。其中部分地区存留的贵金属、琉璃制品及金银钱币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文示“永安五铢”的另一侧是起凸浮雕面向左的人头像；人像高鼻、深目，无髯，头顶有如折沿帽样头饰；此像样式风格明显非中土所有。纹样出现在钱币上，顺此路径，搜寻西域，中亚内陆及以西之钱币信息，更有利于比排。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d Dynasty)统治时期，金属钱币首次引入中亚内陆地区。脱离塞琉古王朝 (Seleucid Dynasty) 建立的巴特克里亚（Bactria）王朝 [22] 使粟特地区深度希腊化，而同时代的帕提亚（Partjia）王朝 [23]  初期，阿萨克斯一世至弗拉特斯一世间，亦属于希腊化推行时代。

 

到阿塔巴努斯二世至沃洛加西斯四世时，帕提亚进入反希腊 – 罗马文化时代，提倡复兴传统的波斯 – 帕 提 亚 文 化。3 世 纪 初 叶， 萨 珊 帝国（Sassanid Empire）建立，波斯再次控制含粟（Sogdiana）、巴克特里亚、犍陀罗（Gandhara）在内的整个中亚内陆区域。

 

此间西亚及整个中亚内陆在 1 世纪前后至 7 世纪前，钱币系统以图案、形制变化可分为希腊和波斯两支，这分型虽不同于此前西方古代钱币史的认知，但更有助于区域化钱币在特定时间区段内的研究。[24] 同时期存续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嚈哒人（Hephthalite）和其他族群钱币也是在两者之间融合调整。贵霜帝国钱币多了佛教元素，[25]  嚈哒人钱币更趋向波斯萨珊风格。这些同时期而不同统治实体钱币的区分，对整个波斯萨珊银币的分辨和其他关联研究非常有价值。

 

希 腊 钱 币 样 式。正 面 称 为“ 头 ”（head），为 王 及 神 像， 反 面 称 为“ 尾 ”（tail）， 图 案 自身称为“纹饰”（type），大多数古希腊钱币是以敲打工艺制成的。大多形状不规则，不像现代机器制作的硬币，但是重量是精确的。公元前 5 世纪和前 4 世纪，埃伊那（Aegina）标准规定，一枚 12 克重的斯塔特银币包含 2 德拉克马（Drachm），每德拉克马 6 克，希腊大陆部分的多数地区、爱琴海诸岛和克里特岛普遍使用这一标准；阿提卡或埃维亚标准中，4 德拉克马银币重 17.2 克，每德拉克马银币重 4.3 克，这一标准通用于雅典及其盟邦、埃维亚岛和西西里；波斯或吕底亚舍客勒（shekel）或双西格罗（siglos）银币重 11 克。[26] 

 

西亚及中亚内陆的早期希腊样式钱币，造型呈豆、饼形，厚重，尺寸较小。一面王头像，一面天神、动物或禽类及其他纹饰。钱币头像及纹饰高起凸，同时几乎所有的头像都是无髯净面。波斯（萨珊）样式钱币。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时期的银币直径为 24 毫米，而后期的统治者在铸造钱币的时候还曾下令将其直径增加到 30 毫米，再后来有些朝代甚至为 34 毫米。这些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薄坯钱币。

萨珊早期承袭阿契美尼德王朝传统铸行过 7 克一枚的金第纳尔，和邻国罗马的金奥里斯相同，但存世很少；后又发行同罗马金苏勒德斯相仿的自重 4.5 克的第纳尔。铸行的一枚德拉克马银币重量为 4 克。4德拉马克约等于 1/6 金第纳尔。[27]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钱币，同样呈豆、饼形，厚重，尺寸较小。一面波斯国王半跪持长矛、弓箭或搭弓持刃或跽射，另一面戳痕。3 世纪之后的波斯萨珊薄坯银币成为主流。一面戴冠虬髯萨珊王头像，个别为王、王后、王子头像组合，也有单独为女王头像者；另一面为祭火坛、双祭司，个别没有祭司只有祭火坛。此样银币，为中土最熟悉的早期域外货币，且大量被发现。[28] 

 

西域中亚区域族群蓄髭虬髯是有传统的，“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29]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人皆深目，高鼻，多髯。”[30]  汉魏之时，就以此为甄别其族群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4世纪中叶至 6 世纪中叶，嚈哒王朝控制北印度，独霸中亚河中直抵呼罗珊逼近波斯萨珊核心区。“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31]  史料也有称其为“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 [32]

 

这段记载和宋人摹传南朝梁萧绎所绘《职贡图》录文可为对应。《职贡图》现存图像，滑国使者，排首，波斯国使在其后。此暗合“滑破波斯”而为强。“使者画像：椭圆脸，皮肤白皙，鼻子平整端直，剪发齐颈。滑国人黑发无须，鼻不高，目不深，椭圆脸，颇似中原的华夏民族，应是统治民族的面貌，其被统治的土著民族，为高鼻、深目、多髭髯的粟特人，与使者画像不同。”[33]普洛科庇乌斯说：“嚈哒人是匈奴人中唯一肤色较白，面目亦不甚丑陋的一支。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并不野蛮，与其血亲殊异。”[34] 上揭史料、图像都有再释究的空间，但无疑，嚈哒人肤色白、无虬髯倒是可以确认的。

 

嚈哒人占有波斯萨珊东部大片土地两百年内，所使用钱币有非常强的波斯萨珊风格，或者说就是在其原有主题纹饰风格上进行改造而来的。不排除还有其他附近区域钱币风格的影响，但仿波斯萨珊币样无疑是主体。在目前可以辨认的银质、铜质嚈哒钱币和萨珊钱币，王像纹饰最大的区别就是，嚈哒钱币上的王像部分有冠饰，但明显皆无虬髯，仅个别头像有唇须。而萨珊钱币上波斯王像除极个别年少登基的王和女王外，皆都有明显虬髯。[35]

 

另嚈哒薄坯银币上王像除无虬髯外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多长颅扁头的“面部神迹”状（图 11）。此两者极相似的钱币，可就有无虬髯组合王号铭文、徽记和造币点、颅型等综合信息来甄别区分。至于波斯萨珊旧币，被嚈哒加打戳记者不在此列。

图 11 嚈哒银币，长颅扁头“面部神迹”状

 

从前述希腊样钱币和波斯（萨珊）样钱币的分型及纹样，明显发现望野存“永安五铢”钱背后，凸浮雕面向左，高鼻、深目，无髯，头顶有如折沿帽样头饰的“异像”，非波斯萨珊式或帕提亚式风格，而有希腊化样式。在整个西亚及中亚古代钱币和器物遗存中这一头像风格样式并非无迹可寻。一方面从数量众多且因王铭、徽号、纹饰信息都相对比较清晰的中亚钱币来比排，一方面从部分域外收藏和近几十年来中国山西大同、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来比对，这些信息将使图像问题获得更好的剖析。

 

1．钱币上的图像

（1）阿契美尼德王朝时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的达塔美斯（Datames）打造过银币，主体头像面左，高鼻、深目，无项饰，有耳饰，卷发束带成箍环状，似女像（图 12）。[36]

图 12 阿契美尼德王朝达塔美斯银币

此像主体很可能为“神”而并非王。塞琉古帝国衰弱，巴特克里亚和帕提亚崛起，在巴特克里亚区域，深度希腊化，其风格的钱币也成为通行。银币主体头像面右，高鼻、深目、无髯，无项饰，卷发束带成箍环状（图13）。[37] 钱币人物头像为“神”。

图 13 巴特克里亚银币

帕提亚帝国统治区内德拉克马银币为主要流通币，重 4 克，其反希腊化之前的早期钱币有明显的希腊风格和徽号；银币主体头像面右，高鼻、深目、虬髯，无项饰，卷发束带成箍环状（图 14）。[38]反希腊之后，钱币纹样风格为之一变；国王束带，多层波浪发、虬髯，成为主流。

图 14 帕提亚银币

前揭三个时代的钱币，可清楚看出希腊化的风格纹样，除帕提亚外，其他的都无髯。并且人物头像的头顶束带形成对卷发的固定和身份象征。望野存“永安五铢”钱背后“异像”和前列极相近。

 

2．器物上的图像

（1）1970 年，大同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清理了两处北魏遗址，两处遗址相距不到20 米。西遗址发现曲沿银洗一件、镶嵌或高雕的鎏金高足铜杯三件和刻花银碗一件。[39] 刻花银碗，圆环内捶雕的半身像，特点更为显著。头部为侧面，胸部正面，整个像作扭头向右方直视的姿态。面部表现采取写真即肖像的手法，大眼、高鼻，发呈波状，前覆额，后披于颈项。头顶有圈形冠。颈上挂联珠项链一条。上衣两肩各有五圆圈，圈心有点，胸部散布细点，表示锦袍上的刺绣和珠饰之类（图 15）[40]。

图 15 大同轴承厂银碗

 

（2）1988 年，大同市电焊厂古墓 M107 发掘出土鎏金刻花银碗 l 件（M107：16）。敞口，口沿以下微内收，圆腹，圜底。口沿下及上腹饰小联珠纹，腹部以“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划成四等分，当中有一圆环，环内有一男子侧身头像，深目高鼻，长发披肩。口径 10.2、高 4.6 厘米（图 16）。[41]

图 16 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银碗

 

（3）1988 年，山西大同南郊古墓 M109 出土了鎏金錾花高足银杯，编号 M109：2（图 17）。[42]

图 17 大同南郊 M109 墓出土银杯

（4）2010 年 6 月，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架子图南坡墓葬被盗，考古单位抢救性发掘。追缴和清理文物中有鎏金錾花人物碗 1 件（M1：16）。敞口，弧腹，圜底，底部有四个人物头像，口沿下有联珠纹一周。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将腹壁四等分，每一等分之间的小叶纹之上托着一个圆环，圆环内各锤揲一个人头像，头像皆侧身，高鼻深目，两两相对，三女一男。三女子相貌年轻，发式各不相同。男子中年相貌，头发较短，下颌蓄胡须。口径 14.2、高 4 厘米（图 18）。[43]

图 18 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和淖尔 M1 出土银碗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组早年在七河地区（Semirechie）波可夫斯科亚村（Village Pokrovskoye）发现的银器。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在有关粟特银器论述的部分，将其考察的粟特银器进行了细致排序和研究，归为 A、B、C 三个流派。其中对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发现的这组银器，做了流派 B 的归类，时代划归 7 世纪前叶至中叶。特别是其中一件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图19：1），[44] 鋬柄指垫的纹饰很特别。

 图19：1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 

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发现“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

 

鋬柄指垫上有徽章样人头像，面左，浮雕，高鼻、深目、无髯、无项饰，耳廓明显。头顶特别，如卷发束带，又像是小无檐圆帽，但具体如何不好确认（图 19：2、3）。

 图19：2、3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 

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发现“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

 

山西大同陆续发现异域风格银鎏金人物图像装饰器物后，就广受关注。其中涉及 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北魏遗址发现的刻花银碗（鎏金银碗）和相关器物的讨论最多。孙培良认为其上人物和安息王朝钱币上人物相同，故判定可能是来自波斯东部呼罗珊地区的波斯萨珊制品。同时指认此鎏金银碗和其他三件鎏金高足杯有同样纹饰分割且造型一致，故也应是高足杯，只是杯柄遗失。[45] 夏鼐认为该器物是中亚或西亚输入的产品，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46]  宿白将该银碗年代定为 5 世纪末 6 世纪初。[47]  孙机以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 5 世纪制作的嚈哒银碗，碗底中心有同心圆凸线两圈，其中的人像与大同银碗所锤雕的非常接近，判定大同银碗应为嚈哒制品。[48]  

 

随着发掘品增加和海外收藏关联信息的获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王晓琨将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架子图南坡墓葬出土的鎏金錾花人物碗和山西几次发掘比对，判定这类银碗可能与贵霜 – 萨珊王国艺术联系密切，产地可能为萨珊的属国巴克特里亚地区。[49] 

 

付承章将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葬出土的鎏金錾花人物碗和 2013 年大同市东信家居广场工地北魏墓所出银红玛瑙戒指及其他域外收藏品进行比对，认为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的人物纹银碗可能不是萨珊波斯的制品，而可能产自中亚。因为人物缺乏飘带、球状物等萨珊式特征，而所戴圆帽、联珠项链和衣着纹样等特征又均将银碗的来源指向中亚地区。

 

人物纹银碗所采用的徽章式布局及徽章内人物的姿势与同类型的萨珊银器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或许说明其也间接受到萨珊文化的影响，故而不可排除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而从最能突出人物属性的圆帽样式上具体分析，大同银碗中男性人物所戴圆帽也不一定属于嚈哒式。[50]

 

上述讨论研究对重新探讨这些中国发现的异域银鎏金器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尤其就上述考古发现有几个比对值得留心。第一，1988 年大同市电焊厂古墓 M107：16发掘出土鎏金刻花银碗和 2010 年 6 月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架子图南坡墓葬追缴和清理的鎏金錾花人物碗（M1：16）。就整体形制和纹样分区、布局结构、花叶组合，可明显发现两者为同一时代风格和人物造型趣味。这类制品有非常强的希腊风格和审美，迥然不同于其他制品。

 

故可推断，此样式为深度希腊化下的制作，且工艺非常精美，应同地中海周近有联系，且很可能就直接来自那里。再从西亚及中亚的整体政权信息考察，这两件器物就算不是在希腊化的巴特克里亚地区生产，也一定和其有深切关联，而非中亚其他王国所有。这两件制品也应该是时代相对比较早的一类（图 20）

图 20 银碗比较图

 

第二，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北魏遗址发现的刻花银碗（鎏金银碗），其上分割纹饰之间出现的四个人物头像非常特别，分割花叶[51] 是常见的希腊、罗马流行纹样，但人头像没有了希腊化的风格。头像侧面，大眼、高鼻、无髯，发呈波状，前覆额，后披于颈项，头顶有圈形冠，颈上挂联珠项链一条。这些图像信息和帕提亚、波斯萨珊的人群体貌、发式流行有较大区别。同时比对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发现的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其上鋬柄指垫上的徽章样人头像面左，浮雕，高鼻、深目、无髯、无项饰，耳廓明显。头顶特别，如卷发束带，又像是小无檐圆帽。

 

此两者形象风格很相近，仅是因为头顶处，波可夫斯科亚村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图像不能确认是帽、是发。但如果结合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的图像信息，则可发现，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同波可夫斯科亚村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图像近乎完全一致；故不能排除此两者头像头顶处是波浪卷发束带而并非无檐圆帽。但此三者图像的审美和结构趣味之间有一定关联是可以确认的（图 21）。

图 21 头像比较图

 

三者时代排序基本应在同一区间，相去不远。而产地各有不同。

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所出鎏金银碗，就前述各类人物图像及文献信息判断，倾向其为嚈哒控制区制作。而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同波可夫斯科亚村素面带把人头像鋬柄银杯，则应该是在巴特克里亚希腊化审美趣味下的制作；银杯来自河中地区；“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为中土铸造。再，就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参研考古材料的时间信息研判，笔者以为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有关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发现的那组素面银器，为流派 B 的归类，及制作时代划归 7 世纪前叶至中叶的判定还有再讨论的空间。1975 年春，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修水渠时发现一批素面银器。[52]

 

特别是银人头执柄壶和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村的发现几乎雷同。研究中一般以唐代巩县白瓷人头执壶作为时代分期参照，但就个别此类白执壶前腹的兽面贴花和窑业信息，可知同类瓷器很可能时代会早到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再联系外域银器东来传播的滞后性，这批素面器物的时代很可能会早到 6 世纪中叶。

第三，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北魏遗址出土的三件镶嵌或高雕的鎏金高足杯[53]和 1988年山西大同南郊古墓出土的 M109：2 鎏金錾花高足银杯，恰恰是前面两组器物研判信息的补充（图 22）。

图 22 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北魏遗址出土三件鎏金高足杯

 

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三件高雕的鎏金高足杯。一件人物葡萄纹，一件镶嵌宝石高浮雕人物纹，一件立体动物人物纹，此三件器物的整体纹样风格、高雕人物处理，明显带有希腊化风格。与 1988 年大同市电焊厂古墓 M107：16 发掘出土鎏金刻花银碗和 2010 年 6 月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架子图南坡墓葬追缴和清理的鎏金錾花人物碗极为相近，故此两组应为同类品。同时还需注意的是“人物葡萄纹”高足鎏金杯的“葡萄”和“葡萄叶”纹饰组合。葡萄的堆聚串珠形态极易确认，而葡萄叶在纹饰中单独出现则较难以确认。由此高足杯的果叶组合可以清晰看到葡萄叶五瓣撑开，呈掌状浅裂形。

 

葡萄作为典型的外来植物品种，此纹样在中土其他材质器物上出现，应有迹可循。葡萄的原产地在东方，[54] 也就是地中海东南沿岸、埃及及亚洲西部，这已为学界认同，但其具体源发地一直有所争论。至于希腊、罗马范围的葡萄种植明显得自前述地区。葡萄主体分为果用葡萄和酿酒葡萄两大类。

 

早期出现的红葡萄品种逐步改良变异，1 世纪这类变种红葡萄的一支黑皮诺（Pinot Noir，也称为 Pinor Vermei）在今天的法国巴黎南部，位于第戎（Dijon）和里昂（Lyon）之间的区域规模化种植，并在此品种基础上又突变出莫尼耶皮诺（Pinot Meunier）这类名贵的酿酒红葡萄品种。莫尼耶皮诺葡萄的叶片就是典型的五瓣撑开掌状浅裂形。从纹饰观察和实体葡萄叶片对比，“人物葡萄纹”高足鎏金杯上所显纹样更趋近于酿酒葡萄，这暗合高足杯葡萄酒具的意趣。

 

山西大同南郊古墓出土的 M109：2 鎏金錾花高足银杯。花叶分隔四组头像布局，两个头像波发软帽，男女不好辨认；另两个头像为男性戴无檐圆帽，其中一位年长者头像还有山羊胡须。此鎏金錾花高足银杯中的男性无檐圆帽，类似于1970 年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北魏遗址发现的刻花银碗头像所戴帽子，而另外两个人物又隐约有希腊风格。故有理由相信这件鎏金錾花高足银杯是从巴特科里亚审美向中亚族群艺术风格过渡时的产品。

 

三、 余 论

梳理排序了前述信息，就此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异像钱币还有两点需做说明。1．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异像钱币上出现的孔洞在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波斯萨珊及其他西域钱币中常有穿孔现象，部分胪列如下。

（1）1957 年 8 月，西安玉祥门外发掘了隋代石棺墓一座。墓主李静训，大业四年（608）六月一日死于汾源之宫，年仅九岁，同年十二月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墓中出土货币有隋五铢 5 枚，又波斯萨珊朝银币 1 枚，系卑路斯（457—483 年在位）时所铸，边缘有一小孔，可能作为装饰物佩带，直径 2.6 厘米。[55]

 

（2）1966—1969 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 哈拉和卓地区进行古墓葬发掘，共清理出古墓 105座。第三期唐代墓葬和内地同一时期墓葬一样，死者口中往往含有钱币；波斯萨珊银币较多，也有东罗马金币。其中 TAM92 墓出土了仿东罗马金币，在王像头上方有穿孔。TAM138 墓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在王像头上左侧方有穿孔。[56]

 

（3）1975 年冬，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公社南邢郭大队在农田灌溉中发现了东魏李希宗及其妻崔氏、其弟李希礼的墓志并一部分文物。

 

1976 年组织了文物检查组收集出土物，并于 10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对李希宗墓进行了清理。出土东罗马金币 3 枚。1 号直径 2.1 厘米，重 3.6克，为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 年在位）时所铸，正面为其胸像，周有铭文；背面为侧身天使立像，头前有一颗星，手执十字架，周有铭文。据 1 号金币上的穿孔和其出土位置推测，可能是崔氏身上佩带的装饰，而不一定是作为货币殉葬的。[57]李希宗，东魏武定二年（544）十一月二十九日亡，武定二年十一月葬。李希宗妻崔氏，武平六年（575）十二月二十二日薨于邺之道政里；七年十一月七日归祔于司空文简公（李希宗）之茔。两个穿孔并排微错位在正面胸像头顶，对应背面天使立像位置却在脚下，故此可知孔位是有方向的。

 

（4）东魏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省磁县城南2 公 里 的 大 冢 营 村 北，1978 年 9 月 至 1979 年 6月进行清理发掘。出土拜占庭金币两枚。1 号金币直径 1.6 厘米，重 2.7 克，系阿那斯塔斯一（Anastasiusl，491—518 年 在 位 ） 时 所 铸。正 面为其胸像（靠胸像左侧有穿孔），四周有拉丁字铭文，由于剪边，铭文已不甚完整，背面是胜利女神像，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八芒星在十字架外侧，四周有铭文。墓主茹茹公主闾叱地连，武定八年（550）四月七日薨，时年十三，岁次庚午五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58]

 

（5）1982 年 11 月，宁夏博物馆对位于固原县城西南 6 公里的南郊公社小马庄大队王涝坝生产队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清理。M1 墓主为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葬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墓主口内含外国金币一枚。圆形，上边有一穿孔。正面图案为一戴冠头像，边缘文字已磨损不清；背面图案似一祭坛，边缘文字亦已磨损不清。直径 2 厘米，重 4 克。可能是东罗马金币。[59]

 

（6）1987 年 7 月至 11 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对固原县南郊乡隋代史射勿墓进行了发掘。墓主大业五年（609）三月二十四日遘疾薨于私第，时年六十有六，六年正月葬于平凉郡咸阳乡贤良里。墓内获得萨珊银币 1 枚。圆形，正面由联珠纹构成边框，边上有两个圆形穿孔。框中为萨珊王肖像。银币背面亦有联珠纹边框，中央为拜火教祭坛。左侧祭司身后由于有穿孔打过，其铸造年代不可知。直径 2.7 厘米，重3.3 克。[60]

 

（7）固原唐麟德元年（664）史索岩墓出土东罗马金币，直径 1.9 厘米，重 0.85 克。边缘被剪，很薄，单面打压图案，币面上下各有一个穿孔，正面为东罗马皇帝半身像。由上述考古发掘信息可看出这类西域金、银钱币在中土存留时的穿孔并非个案，同时在考察欧洲及西亚出土的古代贵金属货币时，也能见到穿孔及加环现象。贵金属货币除了计值，许多时候也会被当作纪念物（宝物）、首饰（装饰品）等使用。考古发掘时在亡者口中获得的贵金属货币，除了葬俗外，那些有穿孔的很可能原本就是亡人生前心爱的佩戴饰品，死后入葬或口含带入冥界。同时从穿孔状态和位置还能做出进一步的区分。如，左右穿孔、上下穿孔、四角穿孔或者多缘穿孔，这些应属于穿系缝缀在帽子或衣袍之上。单一穿孔或近距离两穿孔，如孔位在主体图像上方，这类当是作为项链或者绳缀胸饰使用的。其中有一部分古金银币，工艺粗糙，薄厚不均，当属于仿制，并非流通品。联系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的穿孔在篆书钱文“铢”之“金”部首之上的钱体左边侧，而对应头像面却正好在头像顶部位置，故可确认，此“永安五铢”背头像钱币的穿孔是有方向性的，有头像者是正面，人头朝上正置是其穿孔的悬挂位置。如此珍爱异族人物的形象，佩戴持有者本人可能就是胡人。

 

2．望野存“永安五铢”背异像钱币的铸造问题

因此币一面为“永安五铢”面纹和完整的圆形方孔钱结构，另一面是起凸异族头像，故此钱币不可能是刻范成型浇铸，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翻砂铸造。周卫荣以上海博物馆藏“永安五铢”背面出现的重印现象（图 23），指出我国古代翻砂铸钱至迟可追溯到北朝时期。

图 23 上海博物馆藏永安五铢

 

北魏永安五铢钱上已经有明显的翻砂工艺特征。[61] 翻砂铸造之所以在此间出现，可能就是由于“永安五铢”官铸、州铸、民铸以及更大范围和长时间私铸所造成。翻砂技术进一步方便了私铸的低成本和高批量。望野存这枚安阳地区发现的“永安五铢”背异像钱币（图 24），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在邺城附近铸币点内翻砂成范时，铸工将随身携带的西域头像钱币按压在了范模里。炉火赤红，铜液流淌，铜液随时间凝固，这枚稀奇的钱币就此呈现。按压西域头像钱币进入范模的很可能就是胡人。

图 24 望野存安阳地区发现“永安五铢”背异像钱币拓本

 

结  语

汉武帝开通西域时，之前就已存在的中西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岁月流逝，皇朝更迭，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更使得华土之外的民族蜂拥而入，胡汉杂糅。丝绸、财货西去之时，香料、宝器也伴之东来。从中亚西域到草原戈壁，丝路走廊，大镇名城，帝都巨邑，胡客胡商步步深入。

长安、洛阳、代朔、邺城，都成为他们的主要聚集点。此间胡商，中亚人占据相当的数量，粟特人所盘踞的河中地区不单是物质交换的咽喉，更是文化传播的桥梁。这枚背异像“永安五铢”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近一千五百年来“文化和金钱”是丝绸之路亘古不变的主题。

 

 

本文刊发于《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九辑）：粟特研究专号》，第105—126页。

如有转引，请核对原文。

 

 

参考文献

 

[1]参阅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中华书局，2005 年。

[2]〔苏联〕伊沃奇金娜：《斯米尔诺娃小传》，姚朔民译，《中国钱币》1990 年第 1 期，第 69—71 页；周清澍：《〈粟特青铜钱总谱〉简介》，《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 3 辑，北方金融出版社，2003 年，第 11—14 页。

[3]　〔日〕冈本孝：《粟特钱币考》，冯继饮译，《中国钱币》1987 年第 1 期，第 43—48 页。

[4]　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史林》2012 年第 2 期，第 152—158 页。斯塔特主体是古希腊金币计量单位，也用作银币系统。

[5]　《魏书》卷 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865—2866 页。

[6]　《隋书》卷 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90—691 页。

[7]　〔加〕杜维善：《五铢图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年。

[8]〔加〕杜维善：《永安五铢断代纠谬》，中国钱币学会专题资料汇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 3 辑，1998 年，第 233—249 页。

[9]　喻战勇：《“永安五铢”的版式及分类研究》，《中国钱币》2016 年第 4 期，第 7—13 页。

[10]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2 期，第 63、64 页。此墓虽经盗扰，但钱币发现在棺内靠南的位置处，且达 40 枚之多，这明显为最初下葬置入而并非后扰携入。故此墓出土的 39 枚“五铢”和 1 枚“永安五铢”，属原始葬仪所存留。亦与《北史·魏本纪》“大统六年二月，铸五铢钱”的时间点相吻合。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 年第 9 期，第817 页。

[1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 年第 4 期，第 74 页。

[1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 年第 8 期，第 32—35 页。此墓考古发掘出土文物 36 件，序号 1—29；公安追缴文物 51 件，序号 30—80。钱币四枚序号为 18，简报公布两枚，其中一枚钱背有四决，决纹不特别明显。

[14]　田志远、董鹿生：《长葛出土一批永安五铢》，《西安金融》2002 年第 8 期，第 59—60 页。

[15]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县东魏赵明度墓》，《考古》2010 年第 10期，第 95—96 页。

[16]　《北齐书》卷 4《帝纪》，中华书局，1972 年，第 57 页。

[17]《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91 页。

[18]　贾飞、周波、胡选奇：《江苏徐州云龙区骆驼山北朝墓 M1 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20 年第 6 期，第 69 页。

[19]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 1 上册，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 19 页。

[20]《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885—3890 页。

[21]《隋书》卷 24《食货志》，第 691 页。此“西域金银之钱”，应泛指整个西域含中亚周近的贵金属货币，当非单指某一品种。因斯塔特、德拉克马间的计重要素普遍认同，很可能此区域商人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换算单位，以保持较广大范围内的不同

人群和国属间商贸交易的便捷、通行和稳定。

[22] 中国文献称为“大夏”。

[23] 中国文献称为“安息”。

[24] 钱币学研究传统中，“希腊钱币”笼而统之地泛指所有非古罗马（共和国和帝国）铸造的钱币。波斯帝国、安息人、犹太王国哈斯蒙尼（Hasmonaean）王朝和希律 (Herodian) 王朝诸王以及东方王国铸造的钱币，也归入此大类。因为铸币基本上是古希腊人的发明，扩散到希腊人居住的诸多地域，然后为其非希腊邻邦所采用（无独有偶，罗马也在其中），并通常保留了其“希腊”实物特征。实际上，要确定希腊和非希腊钱币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的。参阅 Historia Numorum, A Manual ofGreek Numismatics: New and Enlarged Edition, By Head Barclay V. , assisted by G. F. Hill, George Macdonald, and W. Wroth,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25] 参阅〔印度〕帕尔梅什瓦里·拉尔·笈多、萨罗吉尼·库拉什雷什塔《贵霜王朝货币史》，张子扬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 年。

[26]〔英〕伊恩 · 卡拉代斯：《古希腊货币史》，黄希韦译，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 2—4 页。另参阅曾晨宇《古希腊钱币史》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

[27]〔英〕大卫 · 赛尔伍德、飞利浦 · 惠廷、理查德 · 威廉姆斯：《萨珊王朝货币史》，付瑶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 年，第

10—12 页。

[28]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第 91—107、110 页；统计数字，1174 枚。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35 页；统计数字，1900 枚以上。近些年，一直有新发现，总数字要超过 2000 枚。

[29]《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6 页。

[30]《魏书》卷 102《西域列传》，第 2281 页。

[31]《魏书》卷 102《西域列传》，第 2278 页。

[32]《梁书》卷 54，中华书局，1973 年，第 812 页。

[33]　钱伯泉：《〈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第 79—80 页。嚈哒人统治阶层一直流行的“长颅扁头”习俗，很可能就和中土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东夷旧习有关；故此，其“出于塞北”为匈奴人，颇类东亚族属的信息应有所源。再后来嚈哒人西去融合其他族群而有了新的体貌变化，这种大融合可能也是讨论嚈哒人时，很难单一定义其族属的原因。嚈哒人的族群移动是由东而后西，故东方对其影响更大。“长颅扁头”习俗 5 世纪后在欧洲中部也开始流行，今匈牙利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的千年前“长颅扁头”的头骨发现。这些习俗亦可能是嚈哒人逐步西去而带入的。笔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撒马尔罕的考古研究所库房内见到多枚考古出土很夸张的“长颅扁头”头骨实体，这些头骨很有可能为嚈哒人。

[34]参阅余太山《嚈哒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2 页。

[35]参阅李铁生编著《古波斯币（阿契美尼德 帕提亚 萨珊）》，北京出版社，2006 年；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 年。

[36]曾晨宇：《古希腊钱币史》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264 页，图 2-550。另见李铁生编著《古波斯币（阿契美尼德帕提亚 萨珊）》，第 27 页，图 2-18，人物亦为女像，有耳饰。

[37]曾晨宇：《古希腊钱币史》第 1 卷，第 319 页，图 2-728。另见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第 48 页，图2-7。

[38]曾晨宇：《古希腊钱币史》第 1 卷，第 65 页，图 1-128。另见〔英〕大卫 · 塞尔伍德《帕提亚货币史》，武宝成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 22 页、图 13.5；第 231 页，图 15.3。

[3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 · 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文物》1972 年第 1 期，第 83、84 页。

[40]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第 71 页。细观察四个人头像，有两个身上双肩是“五圆圈”装饰，有一个身上双肩是“六圆圈”装饰，还有一个身上双肩是“七圆圈”装饰。再就面部细微辨别，这四个极相近的人头像，面貌略有长幼变化，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的形象。参阅奈良国立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仏教美術伝来の道》，1988 年，第 210 页，fig.88。

[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8 期，第 1—11 页。

[42]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1 页，彩版一二、一三。

[43]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 M1 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 1 期，第 24—29 页，图三五至四一。

[44] Boris Ilich Marshak, History of Oriental Toreutics of the 3rd-13th Centuries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St. PetersburgAcademy of Culture's Research, 2017, p.546, fig.70.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博物馆中亚与波斯馆主任卢湃沙（Pavel

Lurje）教授提供原始图片；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丁教授协助联系，谨此致谢。

[45]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第 70—72 页。从器物及其他关联品的排序和形制变化，有关此鎏金银碗是高足杯形的判断很有见地，值得注意。也有学者以为并非高足杯，就是碗。参阅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 年第 9 期，第 42—43 页。

[46]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47]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237 页。

[48]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 年第 9 期，第 43 页。

[49]王晓琨：《试析伊和淖尔 M1 出土人物银碗》，《文物》2017 年第 1 期，第 50—59 页。

[50]付承章：《再论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人物纹银碗——兼谈东信家居广场所出银戒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 年第 9期，第 68—77 页。

[51]国内称为“忍冬纹”，国外称为“Acanthus”，译为“阿堪突斯”或“茛苕”。

[52]邵国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 年第 2 期，第 117—118 页。

[53]参阅奈良国立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仏教美術伝来の道》，1988 年，第 106—109 页，fi g.89、90、91。

[54]〔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4 页。

[55]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9 期，第 471—472 页

[5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 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 期，第 8、10、11 页。

[57]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第 6 期，第 388 页。

[5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4 期，第 6—7 页。

[59]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1 期，第 21—23 页。

[6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10 期，第 20—21 页。

[61]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 年，图 113。

[62]周卫荣：《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中国钱币》2009 年第 3 期，第 14—17 页，图 1。参阅杨君、周卫荣《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起源年代考——以钱币铸造痕迹为中心》，《中国钱币》2017 年第 6 期，第 3—10 页。就上博此枚“永安五铢”的钱文和穿郭辨认，应属于魏“永安”而并非齐“永安”。